安筱鹏、吕本富、刘松对话新基建:历史观、全局观、未来观缺一不可

2020-04-30

“新商业功守道”是数字经济时代的“福特(创新企业家)”与“泰勒(前沿思想者)”的对话平台。我们将邀请国内最具创新思想的企业领袖和富有洞见的专家大咖,围绕当下社会最关心的数字商业领域的前瞻性、引领性议题,碰撞思想、洞察未来,进而在数字经济的大潮中,共创数字化转型之道与转型之路。“新商业功守道”的宗旨是:共创商业新知,启迪数字未来。



对话专家


安筱鹏

阿里研究院副院长

吕本富

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、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

刘松

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


1

如何认识新基建


安筱鹏

阿里研究院副院长

数字化企业研习社副理事长




认识基础设施,需要历史观、全局观和未来观




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,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。要说清楚新基建,需要回归到什么是基础设施,需要具备历史观、全局观和未来观。


回顾250年的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、基础设施的发展史可以发现:一次产业革命,一代基础设施。著名学者佩蕾斯曾在一本书中,把过去250年的工业革命分成五个阶段。


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带来了新一代的基础设施。从两百多年的工业发展历史进程来看,每一次产业革命大概有45-60年的时间,大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:基础设施安装期和拓展期。前期的20-30年是基础设施的安装期,后20-30年是拓展期。


刘松

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



未来十年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安装期




我们现在正经历信息技术革命。从1971年到现在接近50年了,这其中有三个大的阶段,即信息化记录、消费互联网、信息技术革命2.0。

从1971年英特尔发明微处理器开始,到后来的Wintel,一直到2000年代,基本上这30年是一个信息化记录的时代,大型机也好,小型机也好,包括ERP、数据库、操作系统,基本上是解决应用的信息化。

这之后的20年,跟前面30年不太一样。工业时代的变革迭代可能三五十年一次,到了信息时代基本上缩短到了十年八年。所以过去的20年,我们就经历了两个时代,一个是由智能手机带来的消费互联网时代,沉淀了APP、大数据、云计算这样的技术。这个阶段从十几年前开始,2007年乔布斯发明智能手机可以作为标志。借助智能手机,人们随时随地能够感知技术变革带来的便捷与效率。

到2020年代,实际上从前几年就开始了,则以大数据迸发和人工智能的结合,加上5G、物联网等为标志。再往下看,到2030年代这10年,甚至到2035年,可能是第三波浪潮。在这一波浪潮中,过去四五十年的技术积累,正在产生“核聚变”。在未来,最重要的是数字世界跟物理世界的叠加。这是我们看到的信息技术革命2.0。

所以,在未来的十年,正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安装期,包括大家熟知的5G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,以及区块链,是一整套的基础设施。这些基础设施可能感觉投入有些超前,但可能不到十年,这些基础设施就又不够用了。


吕本富

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

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



基建经济学:经济萧条,资本便宜




我们可以把范围放得更广一点,先不说数字基础设施。为什么在经济萧条或者说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,往往去做大规模基建?

原因很简单,在经济比较兴旺或者高速发展的时候,资本是很贵的,资本的回报率逾6%、7%,甚至是百分之十几,而经济略有萧条的时候,资本回报率4%、5%就可以了。所以在经济萧条或者是经济下行的时候,资本是最便宜的,这个时候做基建成本最低,投资最有效。

做基建的另一个原因是“要想富,先修路”。基础设施建设,不外乎是让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、交易流的流动更快。在大城市、超级城市里做基建,投1块钱,可以诞生1.5个就业机会,要是投在分散的区域,就业机会是小于1的,但是如果道路等基础设施能把碎片化的市场连起来,那么它创造的效益就会更高。

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,中国在非洲做基础设施投资是对非洲资源的掠夺,这种观点是不对的。比如说,非洲的一个部落用了中国的自行车,自行车很便宜,却可以把他的活动范围扩大40公里;如果骑中国的摩托车,活动范围可以扩大到150公里。当地的农产品售价可能会上涨30%,这就是市场化。所以说,中国为非洲带来巨大的机会。但是,有车就得有路,这就需要基础设施建设。所以基础设施的扩大,本质上是市场范围的扩大,它是国际化、市场化的基础。没有市场的基础,企业经营就无所谈起。企业的物流能到哪里,它的市场就能扩展就到哪里。企业扩大服务半径,就在于基础设施的延伸。

所以,从基建经济学说看,基础设施有三个特点。一是投资回报周期,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比较合适,现在疫情冲击,经济运行相当于下行状态。二是扩大了流通范围,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围绕市场化加深展开的。服务半径的扩大,就是市场化程度在加深。这也是最重要的。三是服务与城市化。包括两类基础设施的深化,一类是物流在我们广阔国土上的深化;还有一类是城市化加深所带来的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的深化。比如现在能否建议每个社区搞一个智能物流接驳站,这就是基础设施的深化。这两类基础设施的深化都会带来很好的经济效果。

这就是基建经济学的道理。


2

基础设施的历史演进


安筱鹏

阿里研究院副院长

数字化企业研习社副理事长




基础设施概念在不断演进




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基础设施,基础设施概念本身在不断演进。

100多年前,电灯的发明,开始有电的应用和普及,那时候供给端在工厂,发电装置是那个时代制造业企业的标配,大部分的制造企业都自备电厂,真正的公共电厂的数量非常有限。当时企业家们肯定也在思考,电的供给不稳定、不安全,会直接影响到自身企业的正常运行。在某种程度上,就像今天的云计算,很多时候企业家会想:我那么多数据,云计算是不是不太安全?所以不少企业都会有自己的计算中心,就像19世纪80年代企业自备电厂一样。但是由于电的规模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本身的发展,大家在公用电力的经济性和安全性上打消顾虑之后,中央电厂+电网这样的基础设施就快速发展普及起来。1907年,中央电厂的模式占到当时美国用电量的40%,1920年代是70%,1930年代80%,1940年代90%。20世纪30年代,“中央电厂+电网“的模式成为了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。从电的使用到电力成为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,这个过程用了50年时间。

今天,我们去看云计算或者新的基础设施的时候,大概相当于当年电力发展的早期,很多方面正在加速体系化。所以,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是一个新的基础设施的安装期。企业原有的运营底座由于云、5G等新技术而不断被数字化,新技术本身再封装就将是一个更加高效的基础设施。这个更高效的基础设施,把原来所有企业、政府、医疗教育机构所依赖的基础设施不断地切换和升级。


吕本富

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

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



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要提供标准化服务




为什么电厂能成为公共基础设施?主要是电厂的服务标准化,用电表一计量就可以了。正是电厂的标准化服务使其成为公共基础设施。现在云计算的服务可能还不太标准化。作为能源而言,除了电力,现在也有太阳能、光伏、风能发电等环保能源,然而回到电力(作为能源)供给本身来讲,对于用户端来说,标准化是核心。适合社会发展的业态,就是标准化的公共服务。太阳能等新能源,最后会涉及到电力存储,一定是要到中央电网那里,最终一样会涉及到标准化的服务,除非是类似家庭太阳能板储能自用。

数字基础设施的路还要走多久?我判断时间不会太长,时代是加速度发展的。只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业态和生态就快了。比如说,企业现在接入云计算服务,如果你的数据清洗、各种算法等全都标准化了,我公司就不需要再开发了,接上你的云计算,就相当于电力使用的即插即用了。

我的基本判断是,电力是物理动力,而大数据是精神或是思维动力,是在比特世界里的思维动力。人工智能也罢,各种数据算法也罢,它一定要成为比较标准化的的模块,企业也就不需要雇人再开发了。毕竟,重组的效率比开发的效率要高。


刘松

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



加速迭代的数字时代




电力服务的标准化,从最开始到形成标准体系,经过了几十年的演进。总的来说,一个国家内电是有统一标准的。电的标准化最大的好处是衍生出新的家用电器的产业。也就是说,在标准化后,形成了新业态、新生态,就像现在我们做云计算一样。

数字基础设施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现在,像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,想像家用电器这种工业时代的新业态一样去发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。

但我们也要看到,从数字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效率比较来看,数字世界形成一个新业态,会比传统的物理世界快4倍。比如,淘宝用13年做到的成交额3万亿元,是原来沃尔玛50多年做到的事。在Netflix线上形成的生态,比迪士尼95年形成的业态大概也快了4倍。换句话说,比特世界比原子世界的效率更高。由于这个4倍数的加速,使得任何一个行业,用数字化重组商业模式的时候,可能以四分之一的时间就能达到原来的规模。这就是数字化的机遇。


3

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主体与管理的动态变革


安筱鹏

阿里研究院副院长

数字化企业研习社副理事长




基础设施的定义与管理是动态调整的




技术本身的变化,会改变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原有体系。同时,技术的不断发展,也要求原有对基础设施管理的法律、政策跟着调整。我们可以通过通信基础设施的管理变革来认识这一问题。

英国电信有一百多年的历史,原为英国国营的电信公用事业,由英国邮政总局管理,是政府直接控制的类似国有的机构。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、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,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,全球兴起一场电信监管体制的变革,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。撒切尔执政时,1981年英国电信脱离英国皇家邮政,变成独立的国营事业。此后,它不断地把自己的国有股份出售,1984年向市场出售50%公股,成为民营公司。在90年代基本上把国有股份出售完了。在这场电信监管体制的变革中,英国做得最彻底,英国电信从政企不分,到“混改”,最后到私有化,但英国电信始终是全英最大电信基础设施的营运者。

过去普遍认为电信网络是天然垄断。但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分层了,电信基础网络天然垄断的部分开始与它的服务部分分层,分层之后,整个电信市场也在不断地向外开放。这背后所反映的就是,技术的不断发展,使得电信的管理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。什么样的管理体系更高效,需要不断地思考、不断地变革,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,所以,对基础设施的理解及管理是一个动态的概念。


吕本富

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

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



基础设施运营的动态管理与理论创新




基础设施建设的运营体系和运营主体,说起来就复杂了,这确实是经济学的问题。

基础设施运营,什么样的体制比较合适?我比较赞成中国信息社会50人论坛杨培芳教授反复提到的社会化企业的理念。他主张由社会支持基础设施建设,发展新社会化企业,实行社会协同治理。社会企业的概念,不同于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概念,社会企业运用商业手段,去实现社会目的。

现在已经证明,如果完全是国有来做,存在效率问题。但是,完全不加以规制也不行,因为关系到民生问题,具有公共性问题。所以,一方面需要引入竞争;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,网络规模越大,服务越好,所以,在基础设施建设上,怎么在保证公共服务的情况下,又能冲破过去所有制的思路,需要在理论上创新。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企业,它有社会公共服务的部分,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或准公共产品。如果把这部分公共服务完全归为国有制运营,也是不行的。

1984年美国司法部依据《反托拉斯法》拆分AT&T,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&T公司(专营长途电话业务)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(即“贝尔七兄弟”),美国电信业从此进入了竞争时代。但事后表明,AT&T被拆分后,老百姓得到的电信服务的成本并没有降低,但是创新性急剧的下降。事实上,不仅仅是国有和非国有的问题,即便在全私有的情况下,现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动用绝对的手段。在法律的框架下,让企业向公共利益倾斜,更多采用一种柔性监管。


安筱鹏

阿里研究院副院长

数字化企业研习社副理事长




电信运营商的主体因技术而变




说到AT&T拆分,就不得不说贝尔实验室的变迁。贝尔实验室是AT&T创立和持股的,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实验室,是全球ICT最好的创新源头。伴随着AT&T的拆分,贝尔实验室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。AT&T没有那么多资源投给贝尔实验室做科研开发。这也是高强度监管带来的一个教训。

技术发展给管理带来的变革,我们再看一个案例:

德国2019年底给企业发5G牌照,过去2G 、3G的牌照都是发给了电信运营商。但5G一个重要的价值在于物和物的连接,在于切片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物理世界的连接,而不仅仅是人与物的连接。德国政府把3.7-3.8GHz频段的5G牌照发给了工业企业西门子,博世也提交了5G牌照的申请,大众、戴姆勒-奔驰、宝马也有兴趣去申请。可见,由于技术的发展,我们对于什么是运营商这个概念也变了。当然,传统的电信运营商不满意,德国三大运营商猛烈押击5G牌照的开放,因为他们的市场被瓜分了。


刘松

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



数字基建的主体应是多元的



关于新基建的主体,我从知识角度提供一些分析。

有人认为基建就是修路、大建筑、大工程,然而,数字新基建是看不到但又是每天都在用的,比如智能手机、通信网络,所以,数字基建背后是密集的知识的积累,包括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果,是有知识门槛的。从知识密集度上讲,新旧基建在知识积累的是有很大差异的。

这体现了新基建的知识模型:知识破解及知识创新。5G的使用更多的是在城市和工厂,那么懂城市和懂工业的人更有垂直化的能力,更能去把它运营好,所以给他牌照他能做出事来,而不是只解决一个普适的基础设施的服务。其实就是运营主体变化了,谁最有利于运营这部分知识,就交给谁。

如果说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是一个关键点,那么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数据这种新的生产要素,它是在比特世界创造了一个数字空间,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用一个比喻,传统的不管是制造业、还是传统的IT行业,就像一棵封闭的大树。但是,整个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后,数据成为关键要素,具有孕育新生命的生养性。就像前些年《未来是湿的》这本书说的,未来是湿的,互联网是一个生养型经济,可以不断孕育出新的有生命的东西。因此,正是由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创新性、生养性,其运行主体肯定也是多元的,这样才更有利于新的有生命的东西不断地生长出来。

前面提到基础设施共同的特点,一个是超前投资,往往需要大资本,第二个就是公共性。但是,数字基础设施,其技术往往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专业性,同时也有其社会性,公司与公司之间形成一个生态,在生态中生长出更多新的东西,这比投资一个传统的东西更重要。所以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具有生养性,所以需要有一个适度的成长环境。我认为,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监管也应采用柔性监管。


吕本富

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

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



期望新基建助力经济结构调整



2008年金融危机,我们有4万亿刺激计划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地区和日本也是做大基建去刺激经济,日本人修北海道的水道就修了两个,对日本列岛进行改造,对物理世界改造。2008年刺激计划在现在看也没错,但有两个反思。

第一个反思是我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提升。房地产是个持有资金最强的行业,所以带来利润提升,但是在就业上不行,道理也很简单,一业兴,百业不能凋敝,一业兴,百业就有压力。

所以这次新基建,经济学界也有人不建议搞大刺激。这次危机中哪些人受损了?服务业、外贸企业,以及低收入者,是这次疫情最大的受损者,所以,怎么能够精准地把政策惠及到他们,而不一定是降低利息,不一定是财政补贴,不一定是刺激政策。刺激政策最大的问题,最后一定是大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,大企业得到好处,就会使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化。

第二个反思就是关于供给侧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。在金融危机之前,我们就已经说要供给侧改革,已经说要调整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,就是想调整过去不健康的经济结构。但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,使得银行和房地产构成了两轮驱动。

要把新基建和旧基建分开,不是以大项目而论。如果这次依旧采取过去的旧基建的套路 ,有没有作用呢?短期也许可以拉动很快,但是带来的经济结构不健康可能更甚。如果趁这个时候,我们能在经济下行时,把经济结构调整过来,这将是新基建巨大的意义。


本文转载自:阿里研究院

作者:新商业攻守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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